点击上方“文艺报1949”，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文学经典表面看很热闹、很好玩，但骨子里很无奈、很落寞。输12“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二十余年来历久不衰，成为学界乃至全社会的一个“热点”。一面是，重读、改编、戏仿、重建文学经典，一面是质疑、冷落、疏离、颠覆文学经典，在这一“热”一“冷”两极文化现象中，反映出一个民族在历史转型期，精神价值的紊乱和重建精神大厦的努力。文学经典：在危机中再造段崇轩 | 文文学经典的“热”与“冷”文学经典不仅折射着我们的过去，同时也制约着我们的今天，而且昭示着我们的未来。因此，文学经典问题，就不单纯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文学文本，推广什么样的必读书目，吸取什么样的文学经验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态与建设的问题了。什么是“经典”？过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只要高层钦定、精英选就、历史载入，就是经典，毋庸置疑。东汉班固《汉书》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唐刘知几《史通》曰：“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南朝刘勰 《文心雕龙》曰：“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这就是说，从古到今，各个领域中那些权威的、典范性的著作，便是经典。特别是那些圣贤著述的具有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称为“经”。经典自然包括多个学科领域，譬如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宗教的等等。但更主要的是文学经典。因为它更真实、鲜活、深刻地表现了漫长的历史和其中的人事，更集中、强烈、艺术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生活风貌和精神世界。譬如《诗经》《史记》以及“四大名著”等等。经典的作用是无形而巨大的，它的受众是广大的。因此一说经典，人们就觉得是指文学经典，关于经典的讨论也主要发生在文学学科。现在，经过20余年的经典问题探讨，人们对文学经典有了更全面、细致的认知。文学经典是从历史流传下来的海量作品中，通过比较、选择、接受而逐渐确立的。因此具有权威性、典范性。但文学经典又是一块不断被动摇、被改写的文化“版图”。因为有些文学经典的确立，并不单纯是由它的艺术质量决定的，而是在政治权力的“操控”下，或是文化思潮的助推下形成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同时，文学经典又是一柄“双刃剑”，在它认定某些和某种作品的时候，必然压抑、遮蔽了另外一些和一种作品，形成了文学领域的单调、封闭、独霸格局。因此，当政治权力发生变动，文化思潮出现转向的时候，也正是文学经典解构和重构的时刻。与文学经典研究“热潮”相对应和伴随的，却是文学经典自身的“冷清”状态。当下的社会转型，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转型，更是文化、精神的转型。文化形态已经“三分天下”，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处于分化和对峙状态。而中西文化在几十年的博弈和胶着中，人们更多汲取了其中的负面的因素，譬如实用主义、现世思想、等级观念，譬如功利主义、自我中心、无情竞争等等，形成一种多元混杂的文化思潮。而这些思潮的实质是“反精英化”、“反经典化”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则恰恰体现的是人类文化光明、崇高的一面，譬如对真善美的肯定，对民主、自由、科学的追求等等。在一个思想混乱、价值失衡的时代，代表精英文化高度的文学经典，自然会受到质疑、冷落乃至扬弃。尽管出版了浩如烟海的文学经典作品，但真正静心阅读、研究经典的人并不多；尽管权力机构用强制方法把经典推进了中小学课堂，但在应试教育高压下的孩子们距离经典世界是越来越远！文学经典已经丧失了它的权威性、典范性和现实性。更让人忧虑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文学经典被滥用而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消费对象。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可以改编成“大话文艺”式的小说、电视剧；现代文学经典《孔乙己》《一件小事》《背景》等，也可以戏拟成搞笑故事。文学经典表面看很热闹、很好玩，但骨子里很无奈、很落寞。学院派式的文学经典研究，注重的是对既往作品的重读、经典化过程的探索等等，却忽视了对文学经典艺术规律、写作经验的发掘，特别是文学经典对当下创作以及文学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可以说这种研究是向后的、归纳式的，而不是向前的、预测式的。文学经典自身的“冷清”，一方面是它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性、神秘感，被人们所怀疑、所冷淡；另一方面是它失去了典范性、效仿性，被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们所疏离、所鄙薄。而年轻作家对文学经典的冷淡，更折射出文学经典自身的局限以及它的生存危机。源远流长的文学经典，蕴含着丰富而珍贵的艺术规律和创作经验，它是无数优秀作家穷其一生总结出来的。一部文学史，就是后人不断地承传和发展前人的规律和经验，艰难而有序地谱写出来的。而当下的“去精英化”、“去经典化”文化思潮，在对文学经典“祛魅”的同时，也把真正的经典以及艺术规律给颠覆了。个别年轻的作家热衷快餐文化、网络文学，匮乏经典文学的修养和严肃文学的写作训练，按照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去写作，虽然也表现了他们的才华和个性，但总体上看是一种无根的写作。这种疏离传统、另起炉灶式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正是从这些原因出发，评论家孟繁华认为：“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丧失，才是当代小说缺乏力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伟大的小说’或‘经典文学’已经成为过去”，“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经典艺术规律历久不衰文学经典的艺术规律和创作经验，可谓博大精深。它包括现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所有文学经典的规律和写法。文学发展的难度就在于，后人需要了解和继承前人的传统和经验，并从当下时代需要出发，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来。文学历史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都产生过众多的优秀作品以至经典作品，其中蕴含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方法，需要后人整理和借鉴。当然，作为一个作家他不可能全面熟悉并全盘继承经典文学，但熟悉、采纳越多，作家的功底就越丰厚，才越有可能博采众长，创造新我，这也是不言而喻的。那种疏离经典，企图独辟蹊径式的写作，注定是昙花一现的。文学经典的艺术规律和经验，同样是丰富而复杂的，既有属于外部的，也有属于内部的，既有核心的、也有从属的。一个作家在研习和承传中，需要弄清主次、轻重，抓纲张目、悟道得技，才能真正掌握文学经典的精髓和精华。譬如小说文体，在所有的文学文体中，无疑是一种“重器”，它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方法，也显得格外丰富、多样、成熟，在表现社会人生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被卢卡契称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尽管文学经典的规律和方法，是丰饶多姿、变幻无穷的，但它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却是相对稳定、历久不衰的，支撑着既古老又年轻的小说文体不断生长和前行。小说文体自然需要变革、创新，但却必须是在不动摇它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譬如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意蕴、表现模式、叙事方式和叙事语言等等。这是小说内部的重要元素，在构建这些要素和创造小说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基本的艺术规律和经验。文学特别是小说需要具有深广的思想意蕴，凡是文学经典无不有着新颖、丰厚的思想内涵。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去精英化”、“去经典化”思潮的影响下，倡导小说的“无主题”、“小主题”，一谈主题思想，似乎就是“教条”、极“左”，导致了小说思想探索的弱化。小说需要思想，这是无须怀疑的艺术规律，也是被文学经典证明了的普遍真理。王蒙讲“文学是对生活的发现”，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都说的是小说的思想探索。现实主义小说，需要对当下的社会人生作出宏观精深的思考和批判。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同样需要对大千世界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作出尖锐深邃的洞察和反思。有作家认为，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追求的是“无深度”、“玩技巧”，这其实是一种误读。时下一些小说所以显得平庸浅薄而无人问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新颖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小说创作要努力塑造独特而深刻的人物形象，检视从古到今的经典小说，都是创造了戛戛独造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形象，才彪炳史册的。这是文学经典的一条核心规律。但近20年来，小说创作忽视和淡化人物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顽症”，这是对文学经典规律的一种致命背离。在当下的小说中，不能说没有人物形象，只是出色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很少。我们常常看到的人物形象有两种：一种是形象模糊、没有根底的意象式人物，一种是性格简单、理念填充的理性化人物。而那种性格化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少。不能说我们的作家不愿意去刻画人物，而是我们的“人物观”发生了变化。一些作家以为人物在小说中已不那么重要，好的故事、好的语言同样可以支撑一篇小说。同时还因为，不少作家已不了解、不熟悉多种人物，也不愿意下大功夫走进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群。心中没有几个模特，创作时自然写不出鲜活、多样的人物形象。其实小说文体并不要求都写成一种类型的人物，任何一种类型的人物都有自身的价值，乃至可以成为典型形象。归纳和提炼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创作实践，理论家们把小说人物分成多种类型，至少有五六种之多。譬如意象型人物，理念型人物，心理型人物，象征型人物，这几种人物都带有较多现代色彩，更容易被年轻作家接受。譬如类型型人物，性格型人物，典型型人物，这几种人物则富有更多现实特征，尤为中老年作家青睐。要重振当下的小说创作，作家们一定要真正重视起人物形象来，潜心学习文学经典塑造人物的经验，进而写出更多样、更坚实的人物形象来。在漫长的小说演变和发展中，小说的艺术表现模式越来越多样、成熟，越是经典小说，它的表现模式越独特，运用也越纯熟。当代作家在艺术上要有所建树，就要领悟和借鉴前代作家的表现模式，并力求开拓出一种新的模式来。所谓艺术模式，就是小说的基本样态，即作家以哪种小说元素为主干，营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小说模型，来体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其实小说的艺术模式并不是很多，譬如故事型小说、人物型小说、意境型小说、心理型小说，还有荒诞、象征、幽默等一些现代表现模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小说艺术模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到九十年代后的多元化文学时期，小说艺术模式出现了萎缩凋零状态，不仅没有产生新的表现模式，原有的表现模式也只剩了故事型、人物型、心理型等数种。这不能不说是小说艺术的一种倒退，这种态势亟待改变。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叙事语言，同样是文学经典格外关注的一个方面，并形成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中国当代的小说理论和批评，立足当下的小说创作实践，取法西方的文学理论，从社会、文化、审美的层面洞察小说，在营造故事情节、提炼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构思结构形式、运用叙事语言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表现形式和手法。它孕育出众多优秀作品乃至经典作品，在今天依然葆有生命力。但从总体上看，它已显得陈旧、保守，难以完全吻合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的需要。西方现代小说叙事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引进中国。它研究小说叙事主体尤其是视角的构成，发掘小说内在的结构规律，探索小说形成的因素，破解小说从文字到语言到文本的深层奥秘。是对小说内部世界和艺术本体的一种开创性研究。中国的作家在小说叙事学上虽然有所接受、借鉴，但浅尝辄止、远远不够。我们的作家要有对文学经典的敬畏、虔诚之心，深入阅读经典，领悟艺术真谛，夯实文学修养，在文学经典广袤的沃土上，滋养和造就自己。跨越承传与再造的难关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实质上是文学经典的继承与发展。因为经典代表着文学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在经典中蕴藏着永不枯竭的艺术规律和创作经验。文学史是一条奔涌不息的河流，但它会有高潮期，也会有低潮期。当文学史出现高潮期的时候，一定是当时的那一代作家，在生活、思想和艺术上有着深厚的积累并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文学经典的承传和变革，具备了天时地利的良好生态。而当文学史出现低潮期的时候，也必然是当时的作家面临着什么困难和问题，文学经典的承传遇到了某种阻碍。因此，文学历史的发展，与此时几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文学经典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文学史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条壮阔而驳杂的巨流。我们面对的文学传统，或者说文学资源，已然有四五种之多。第一种是以“五四”现代启蒙思想为旗帜的现代文学传统；第二种是多变、多元但深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当代文学传统；第三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这一资源是丰富、纯正、精微的，但由于我们对古典传统的继承倡导不力，也由于几代作家古典文学修养的薄弱，我们在汲纳和弘扬古典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欠账太多，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长和发展；第四种是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第五种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西方现代派文学已有一百余年，后现代派文学也有半个世纪，它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主潮。中国作家从“五四”时期到现在，不断地借鉴和创造性地运用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思想艺术精华，产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有的已经成为文学经典。表现当下时代的社会和人物，格外需要借助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引进”和“对话”潮流却不断衰弱，这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学传统和资源，当前的文坛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一些作家认为新时期文学到今天走过了40年历程，我们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轮番使用了一番，现在要回到本土的、写实的基点上，从而丧失了回到经典、开创新潮的激情与探索。部分中老年作家多取这样的姿态。另一种是，某些作家认为文学传统太沉重、太复杂，我们承受不了；从自己的体验和内心写起，自由自在，方便而好玩，不也是一种文学创新吗？他们缺乏文学经典的积淀，也没有再造经典的“野心”。有些年轻作家大抵是这样的倾向。从这些倾向中可以看到，文学经典地位的下降，文学经典精神的流失。作家队伍的格局和构成，是决定一个时代文学态势和高度的直接因素。当下的文坛，活跃着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五代作家的身影。现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作家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但依然是文坛的重要力量，起着“压舱石”的作用。他们经历了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历史巨变和文学的“复兴”，在生活、思想和艺术上有着丰厚的积淀，共造了新时期文学的“高峰”。这两代作家的艺术生命是最长的，有着浓厚的文学经典情结，他们创作的众多文学作品，有的已进入文学经典序列。这两代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有诸多旧时代的痕迹，同今天市场化、世俗化社会逐渐拉开了距离。六十年代的作家是处在时代夹缝中的一代作家。他们经历过“文革”，但记忆并不清晰；他们遭遇了改革开放，却没有深入进去。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伴随着文学的潮涨潮落度过的。独特的社会和文学经历，使他们多了一种怀疑和探求的精神，多了一种叛逆和创新的追求。他们尊重、研习文学经典，却更渴望着拓展和创造。现在这一代人已经走向文坛的中心地带，自觉地承担起了他们的历史使命。“70后”、“80后”的作家，已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活、成长在一个物质丰富、文化多元，但却充满了骚动、挑战的时代。他们不管是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求学、就业、在城市成家立业，成为他们共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文学往往是一种业余爱好、精神消遣。把文学作为事业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大众文化、网络文学，文学经典并不陌生，却难以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共鸣。他们的写作是率性的、自我的，与传统的文学经典写作很不相同。“90后”作家近年来崭露头角，他们的写作比“80后”作家更市场化、模式化，还处在探索和成长时期。新时期文学之前，10年一代作家，一代作家就是一种风貌，代际分明。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形态的相对稳定，作家的代际界限已不明显，因此“70—90后”的作家，创作上呈现出更多的趋同特征，只有仔细辨析才能区分开来。但在对文学经典的态度和承传上，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作家，有着很大的差异。文学的现在属于青年，文学的未来系于青年。因而，文坛、社会都把关注、研究、扶植年轻作家，当作一个重要任务。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才能真正写出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以及各种人物，展示出现实生活的情状与脉动来。他们思想自由、感情细腻，文化素养较高、艺术感觉敏锐，是十分纯粹的一代作家。他们的作品，故事情节逼真、自然，思想情感含蓄、低调，叙事方法雅致、纯熟，充分显示了一代作家的优势和个性。但是，人们也深切感受到，这一代作家创作存在的局限和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是疏离、扬弃文学经典而造成的。譬如人生经历简单，生活领域狭窄，导致了作品世界的空虚，内涵的清浅。譬如文学修养薄弱，经典艺术经验匮乏，以致使一些作家在创作中，无规可依，只能信马由缰、自由抒发，背离了文学的基本规律和写法。譬如他们不再把文学当作一种神圣的事业，放弃了对艺术创新的追求。面对现实生活的严峻复杂，面对文学传统的高深枯燥，他们往往会从叛逆转向“乖顺”，在创作上走向随波逐流、迎合读者的平庸之路。我们并不否认年轻作家创作上的优势和个性，但这些问题确实阻碍着他们的成长和强大。在文学经典的承传与再造之间，是一个幽峻的难关。承传经典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邯郸学步，而是为了超越前人，再造新的经典。从承传到再造，作家需要老老实实地阅读、研习经典，从中把握艺术规律和经验；还需要了解、知晓现实社会和广大读者的需求，对经典规律和经验进行创造性改造；也需要对各种文学主义和流派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进行“打碎重建”，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和方式。这是一个“百炼钢化成绕指柔”的艰难过程，没有一种淡泊明志、勇猛精进的精神是难以实现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社会和民众需要新的经典文学，提升文化、照亮精神。尽管当下的文学有挑战、有危机，但我们对文学对作家，依然怀抱希望和信心。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8月18日2版。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国作家网，更多信息等你哦！图片来自网络往期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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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异常胆小的余华，叙述死亡时却毫无恐惧之感《文艺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每周一、三、五出版。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5日，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文艺报1949微信号：wyb19490925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