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中小学的年代，五月有个美丽的名字曰“红五月”，因为法国革命中有红五月一说，更因为五月里有“五一”“五四”“五七”“五一六”“五二零”等日子。“五一”“五四”算是常识，这“五七”和“五一六”“五二零”年轻一点的可能知之不多。      “五七”严格来叫“五七指示”，其来源是这样的：1966年，林彪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寄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当年5 月7 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造神运动的高潮期，这封信就成了当年的最高指示，称为“五七指示”，五月七日自然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校学生天天要背的就是与学生有关的一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想建立一个理想乌托邦式的社会。在他的指示下，许多处于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拟青年毛泽东，大“闹”革命，向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权威挑战，捣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破坏一个旧世界”；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改造与“再教育”；平等考试选拔程序没有了，工，农，兵经推荐可以直接上大学，甚至还要他们来管理和改造大学；大，中，小学及所有教育部门，一概“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或干脆在工厂里开办“七二一”大学。。。。。。       那时城镇中流行的是二挑一，即两个孩子中必须有一个下乡或插场，我是老大，一直笼罩在下乡的阴影中。刚升入初中，就开始了我们下乡的准备，外婆让我跟着我母亲的老师我们称为吴先生的学习画中国画，而我母亲更实际一点，让我跟着邻居小华学做裁缝，父亲则让我练习写作，他老人家的说法是写作是投入成本最低的，只要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开始，只要坚持，慢慢会有所提高的。直到高中毕业，我这三样事情其实都没做好，中国画没画几天就没了兴趣，做衣服也就会了做裤子，而写作投了几次稿全部遭退，可以用全军覆没和一事无成来形容。只是我们七八届高中毕业生是幸运的，大家都逃过了“上山下乡”，我则于高中毕业后直接上了大学。相对于那批“老三届”学生，我没有吃到苦头，反而应该是五七指示的受益者。       怎么能说是受益者呢？其实这是与现行教育体制相比而言的。        我是1968年开始启蒙的，1969年上的小学一年级。       上学伊始便遇到党的九大召开。满世界的红色海洋，满街的忠字舞队。凡是能写写画画的地方全部是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字图样，较大面积处画的是汹涌澎湃的大海里航行的战舰，战舰的东方一定是一轮红日，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学校没有正常的教育秩序，每天下午的任务就是排练忠字舞。每个晚上，大家围坐在有线广播喇叭前，虔诚地等待着从北京传来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每当有最新指示发布，大街上必定是狂欢的海洋。第二天，学校会组织我们上街游行。“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伴着这此起彼伏的歌声，我们手中的向日葵在转动翻飞，红绸带在龙行蛇游。有人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       接下来的二、三年级也没有正经地上学。师道尊严已经去了爪哇国，同学们上课和下课一个样。课堂仿佛是茶馆，不，应该说比茶馆还乱，后半个教室是不想念书的同学的天堂，他们在那里追逐着戏闹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老师们是无法上课的。有时有威信的同学会说他们几句，嘻闹的同学便把自由的空间移到室外，反正学校里到处挖的是地道，在那里可以摸爬滚打模拟打仗，可以捡大炼钢铁时遗留下来的小铁条（出卖后充作班费），一样有无穷的乐趣。也有几个想听课的同学，大家就把老师围在讲台前，老师象开小课一样给这几个同学讲解。这时调皮的同学会来捣乱。有一次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了煤球灰，乘老师讲课不备之机他把煤球灰撒进了女老师的领口，弄得老师一身脏。女老师当场就哭了起来，随即便罢课。没听说学校处理那个同学。那时老师自保还来不及，哪能管学生啊。       三年级时学校让我参加了故事组，成员间要互相比个高低。面对着生编硬造的故事纸，不是半夜鸡叫式的阶级斗争，就是小孩辨日式的丑化孔夫子的段子，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积极性，但就此转入了学校宣传队，演个相声三句半什么的。同学中有言氏（言偃，字子游，孔夫子唯一南方弟子）家族的后代，很小便练毛笔字，写得一手好字，我很是羡慕，回家翻出老帖用起了功。先是楷书，看着隶书好看，又转练隶书。没有老师教，到头来还是个猪头肉三不精。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助人为乐，多做好人好事，我与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学雷锋小组。我背着大人将家里的钉子偷偷拿到学校里，与小伙伴们将课桌椅一一修好。老师知道后表扬我们几句，把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仿佛太阳也比平时美丽了许多。这段时间里有件事使我一直不能释怀。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出身在湖南韶山一个贫农的家庭。文革中的宣传使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对出身问题十分敏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还由此背上了包袱，成为其他同学的笑柄，甚至由于出身问题而低人一等成了一些同学不爽时发泄的对象。三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个代课老师，才十六岁，刚好又是我外婆老家梅李那里的人，我与他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有一本解放前发行的毛泽东自传（前些日子我看到媒体上有介绍）被我看到了，我就央求他借给我看看，他被我纠缠不过就借给了我，再三叮嘱不能被他人知道。我如获至宝，回到家躲起来一口气把书看完。书上毛自我介绍出身于富农家庭，我被震呆了，结局是我开始不相信宣传。这些东西当时连父母都不敢告诉，自己幼小的心灵自此压上了一块石头。　　四年级已经是“九一三”以后了，用另纸将副统帅的头像和语录贴没后我们迎来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学校开始抓课堂纪律和教育质量。上课时同学再也不可以到教室外玩耍了。但课堂纪律要想抓回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三年的散漫好象入了骨。我记得四年纪的语文老师来自常熟水北门外湖甸，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青年人，嗓音低沉。面对吵闹的教室，他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给同学们讲故事。他的条件是大家先得安静地听他上20分钟的课，然后便讲故事。故事的内容是林彪集团炸南京长江大桥，他讲得绘声绘色，课堂里鸦雀无声，同学们极爱听他讲的故事，“战士抓着窗帘一把一把地往上爬”，他一边讲还一边做着动作。大家为了早一点听老师讲故事，前20分钟的课堂纪律也很好，因为稍吵一点老师就会停下来等待着安静一刻的到来。每遇到老师停下来的时候，班里最调皮的同学也会站出来维护课堂秩序。这样的循环应该算是良性的啦。       这时期有个著名的笑话，一位姓李的老太太老师在课堂上一本正经地讲给我们听的。大意是有个插队知青给家里写信，因为没好好上学，许多字不会写，就用别字来代替。比如“娘舅”写成“狼旧”，想吃“麻饼”，麻饼两字不会写，便画个圈点上几点充当麻饼两字。故事不知真假，因为后来我也听到了其他地方的相似版本，甚至是相声中也调侃过那么一回。但老师对我们确实是苦口婆心。老师在给我们讲这个笑话的时候还告诉我们，美国已经发明了光笔，在计算机上用光笔写写画画，竟就能出来所需的图样，橡皮之类的东西已经在远离我们。当时在课堂上宣传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大逆不道的，我们听过后虽然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什么玩意，但好奇心总归是属于孩子们的。抓教育质量没能坚持几天就发生了“白卷”事件和“黄帅”事件，事情竟然上升到是当无产阶级的闯将还是当资产阶级的小绵羊这种大是大非的高度。文化学习自然再一次退居末席。学习上马马虎虎，但是社会活动却从未少过。首先学工、学农、学军一样也不能少。织布厂是我们的当然选择，在隆隆的织机声中，看着飞梭来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高分贝的噪音在损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小学里的学农比较轻松，捡捡稻穗和麦穗。头疼的是积肥，城里哪能积每周几十斤的肥料，只好到农村去捞水草。现在想来很后怕，万一失足怎么办？学军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了。来一队解放军叔叔，教我们打背包、立队会操，最后总是把我们带到军营驻地，摸摸炮，看看雷达。军营在虞山上，我们可以在山林里野炊，在茶园里嘻戏；从维摩山顶上远望万亩粮田，也会拉开嗓子来一句“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那时还有“向阳院”，同学们放学后按住地的远近被居委会分入几个“向阳院”，写写作业，学学毛主席语录。居委会还派出苦大仇深的人作召集人，给我们讲讲革命故事。那时我们听得最多的是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新四军可没后来描写的威武，记得有个故事就发生在古里附近，一队新四军生生被日本兵打得全牺牲了。我所在组的召集人是我同学许天宝的妈妈，她一边做着手套一边看管我们这些孩子。许天宝家三兄弟，有没有女孩没印象了。       大批判少不了写批判稿。学校要写，居委会也让写。居委会里是代我不识字的外婆写，写新旧对比。记得有一次是写新社会我家的变化。我写我家解放前一穷二白，解放后特别是文革后有了上海牌手表（我父母的）、永久牌脚踏车（我父亲的）还有了一台大桥牌缝纫机（母亲从镇江调回来时带回来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婆交到居委会，竟然大受赞赏。也不怪，居委会的老头老太们没几个是有文化的。学校的批判稿质量要求更高一点，小学生哪来水平写那么高深的东西？一个办法，抄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那时水平最高的文章是梁效的，我也照抄不误。就这样我积累了一些写作能力，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文抄公。现在回想起来为何我们这代人中的文抄公婆特别多，按照北大林校长的指归，那都是文革给害的，自己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我们只是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指示，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批林批孔，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孔孟之道，知道《三字经》，知道二十四孝，知道“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间带着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猛批了一通。也算是给荒废的小学教育补了点课。六年的小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留在印象中更多的是玩，以及对人格无穷尽的侮辱方式。真正读完的书是一本少儿版《西游记》，偷偷地看了《红岩》《铁道游击队》和《欧阳海》，后三本书那时全是毒草。小学毕业后的假期中才连蒙带猜地看了成人版《西游记》和八十回本的《水浒》，年轮已滑进了评《水浒》的岁月。注：当时是教育要革命的年代，我们是五年级时毕业的，但经过一次秋季改春季招生和一次春季改秋季招生，我们事实上读了六年小学。为方便计算年月，我以六年级来区分了小学的六年。